父亲，1996年11月9日下午2时42分，你老人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将你送走了之后，在茫茫的夜色里，我回到了再也不会见到你身影的家，和弟妹们一起，在你住了十四年的书房兼卧室，布置起一个灵堂，以寄托我们的不尽哀思。

我这一生，迄今为止，从未经历过丧事。母亲虽然在我少年时便离去了，但她是在被单位草草掩埋后，我才随你赶到的，更不曾写过挽联。父亲，看着弟弟刚挂上墙的你的遗照，这时，一幅挽联，哪管什么平仄的规则，如瀑布一样地从我心胸中泻下，大妹夫当即为我写在了白纸上——

半世坎坷指问苍天天心自鉴；

一生刚正清风满袖袖下桃李

横批是：此去平安

父亲，你是1917年10月28日出生的。我们的老家，是离省城不到20公里的新建县一个叫田铺的村子(现在已划归南昌市)。祖父叫胡须志，号晓晴，大概是个清末的秀才，民国早年在外地做过三个月的县长，任上正遇“匪患”，一次躲在蓬草里，看见土匪杀人如麻，血污河水，腥得本来就腥的鱼虾，嗖嗖地蹦起来透气。他也蹦回了老家，从此居家不出，以教私塾为业。你6岁上就跟着他念起了《论语》、《左传》。他在给你发蒙和最初的经典式儒家教育的同时，自然也要求你循规蹈矩，发愤功名，日后光大家族门楣。

祖父大概先为你感到失望：进省立南昌一中读初一，学生饭堂里打出来的饭菜粗糙得像是牛马食，一天开膳时，高中的学生敲起了饭碗，你也用勺子在搪瓷碗上乓乓地敲起来。学校的训导主任突然进了饭堂，不过几十秒钟，所有的学生都不敲了，唯有你还敲得兴致盎然。当然是像一台失灵了的收音机，没有能够接受到那乌云压城似的目光……接着就是寒假，一纸报告单到了祖父手里，称你“性情乖僻，行为浪漫”，决定予以除名。你被祖父一顿恶打；祖母和你两个哥哥谁也不敢上去相劝，直打得你爬不起来，而祖父也大病一场。

开学，你又进了南昌市里的私立心远中学，重上初一，一念六年。这期间，你爱办壁报，以“诣之”为笔名，写了一些触及时弊的文章，当了两年学生会主席。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你也在校内策应，组织心远同学上街游行声援。其时，因“剿共”事宜，南昌已被蒋介石视为政治重镇，他曾召集全市中学生到青年宫训话：国运多蹇，之所以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年人不好好读书，要跟在共产党后面搅乱民众，反对政府……

1936年夏天，你第一次走出江西，去上海考大学。先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考场，头一场考的是数学，你感觉沪赣两地使用的代数教材不一样，考试内容偏深。偏偏坐位又靠着窗子，阳光裹得你一片溽热，头昏眼花之中，你不作打拼的指望了，退出了上海交大的考试，转进了北京大学的考场。由理工科转去了文科，你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真是“行为浪漫”得可以。可这一年，北大法律系只招十三人，全国有一千多人报考，你却被录取了。

祖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在早已废除了科举的民国，家里从此有了一个在堂堂国立大学的读书人了!祖父为自己智力投资的成功而脸上一片喜色，他早就认定在三个儿子里，唯有你这个老三是可造之材，他长期免除你在家中的一切劳务，在衣食方面也颇受优待。祖父祖母，和留在村里管家务农的大伯一起，村里村外四处筹措你在北大的学费和个人费用的一千多元现洋……

我想，在你离家前的那天晚上，一辈子省俭、清苦的祖母和你的长兄，仍在火苗如豆的油灯下转动着两张黧黑的脸，看看屋里还有什么东西，能添进你的行囊，以备不时之虞；琢磨在哪里再缝一个口袋，或扎一个小包，让你随身携带的钱财能够稳稳当当。而祖父，可能鸡呜五更了，他也睡不下去，用后来的行话来说，他仍喋喋不休地在你身上“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可他到临死，也不知道自己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是否放了下来。

次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你在未名湖畔的天光云影里只呆了一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经长沙迁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不久南昌也沦陷了，祖父携家人逃难到了吉安。一路上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体弱多病又生性胆小的祖父，半累半惊，遽然而去……。

1940年8月，北大毕业后，你被留校当助教。1943年8月，你应聘为广西大学法律系讲师。次年9月，湘桂战局吃紧，该校宣布紧急疏散，你又返回昆明，在天祥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此校是以江西同乡会的名义办的私立学校。抗战以来，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教员们的工资也入不敷出，如著名教授闻一多，都得去街上摆个摊子，为人刻印章，聊补家用。父亲，你此时虽是孤家寡人一个，手头也时感拮据，最困难时，不得不变卖了在北平购置的过冬大衣。而西南联大里的许多学生，因关山迢迢，烽烟阻隔，早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上陷于无着的境地。

有鉴于此，西南联大里一批江西籍的青年走到了一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通过办学来解决一部分师生的生活出路。此时正逢日寇西侵，国仇又添家破，这所学校被取名为“天祥”，用以纪念并光大一位流传青史的赣人、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这是一所在抗战教育史、也许还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很有特色的学校。国家不幸，民族不幸，偏远的红土高原却幸甚，昆明街头，一时间教授如云，学者如雨，个个含英咀华，人人握灵蛇之珠。连天祥中学的师资，也基本上由一色的西南联大师生充任——

昆明天祥中学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中学，因为她的师资阵容强大，没有一所中学能够和她相比。教国文的，有（后来任）全国六届人大代表、江西大学法律系主任胡正谒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冯宝麟教授。教文史的，有（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程应谬教授，在1933年教过杨振宁中国古代历史课的丁则良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8月4日转载了杨振宁的话说：“丁老师课讲得很活，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以后的科学研究很有益，至今我记忆犹新，我非常感谢他），（后来）以写《闻一多传》《吴晗传》闻名全国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许寿谔教授（后改名许师谦），（后来）曾任辽宁省委秘书长的才子李晓（后改名李曦沐）。教地理的，有（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池际尚院士，有北京矿业学院地质系主任邓海泉教授，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院导师王大纯教授。教物理的，有（后来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为发展中国核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朱光亚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主任黄有莘教授，中国空军气象研究所副所长谢光道教授。教化学的，有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国际能源学会副会长朱亚杰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南开大学元素研究所所长申文泮教授。教数学的，有（后来）国际驰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王浩教授，《人民日报》誉为‘全国模范教授’、大庆石油学院的曾慕蠡教授，西南联大工学院的状元、云南大学数学系张燮教授，中国科学院严志达院士等。教英文的，则有我这个（后来）把中国古典文学五大名著译成英、法韵文，又把世界文学十大名著译成中文的北京大学教授。这样（基础）雄厚的师资力量，如果要办一个大学，也是国际第一流的；只办中学，自然是‘天下第一’了!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年版

这是当今的赣人，又尤其是赣文化人很值得思忖的一个文化现象——五十多年以前，走出了故土层峦叠嶂的几十位青年人，团结而又各司所长，执著如牛而又热情似火，以“看滇池金波荡漾，西山白云苍苍”为胸襟，以“愿后生有为，先贤勋业共辉煌”(《天祥校歌》)为己任，硬是从昆明南城脚下原本破烂不堪的“江西会馆”开始，办出了一所堪称抗战时期国内教学水准首屈一指的中学，有数字为证：1946年，南京政府教育部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在全国七年来大学毕业的精英几乎都参加了的这次考试中，总共十五块金牌获得者里，有十人是清华或西南联大毕业生，而在这之中，又有四人是天祥的师生。

当时，大后方不少军政要员的孩子，都以进天祥中学为荣，诸如国民学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公子便在此就读……。新中国成立后，天祥中学更名为昆明第十一中学，直到今天，听说其优良学风和较高的高考录取率，在市民中仍有口皆碑。

这几十位青年赣人，在异乡弘扬了赣地绵厚的办学重教传统，更标识了一种既无半点自傲又无丝毫自卑、既包容四方又吐纳本我的自由心态。

今天的赣人，尤其是赣文化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大气似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心态呢？说实在话，直到今天为止，开起有关振兴赣文化的会上，总是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们，自然包括鄙人在内，在异质文化的冲撞与同构中，尚没有拿出一个足以让赣人充满自豪感、让赣地增强凝聚力的文化工程。虽然也有人走去了外地，他们之中不乏优秀人才，但他们的离去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着赣文化的流失。据我在海南、广东等地的了解，在异地的他们也少有来往，正如有人形容的，彼此的关系像刺猬，不能靠得太近，靠得太近了，就会相互伤害……

父亲，知子莫若父，祖父对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在天祥中学时，你给学生上的是国文课，却在课堂上讲起了马克思、唯物论和辩证法，这点是你的“业余爱好”，曾读了这方面的不少书籍。你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科学就应该在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学生们没有谁去告密，他们听得眼里天高地阔，胸中星驶云奔，但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毛的青年人，一旦兴奋起来，总有讲漏嘴的时候。

特务机关嗅到了什么，他们来到天祥中学，校长邓衍林赶紧出来接待，他是西南联大教育系毕业的，办教育很有一套，把西南联大的优良学风推广来了天祥，且有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兼蓄包容、爱护人才之风范。特务们咬定：胡正谒敢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宣扬“共匪”革命之理论，必是共党分子无疑——！

邓衍林笑道：“胡正谒这个人我了解，不过就是一张嘴喜欢夸夸其谈，共产党哪会要他？他们要搞什么活动，可是鱼不惊，水不跳……”

凭着天祥中学在昆明的广泛影响，邓校长常常周旋于达官要人们中间。他的话，即便是笑着说，可还是让特务们感到了一定的分量。你才得以有惊无险地离开昆明，并于1946年应聘由云南迁回东北的东北大学法律系。次年8月，你被晋升为副教授，这时你只有28岁。

1996年8月，从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不久的何永龄教授，来到南昌看望你。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南昌一中度过的，嗣后，他在《南昌一中老校友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敬访老校友胡正谒》的文章，文章的落款是10月16日，远在厦门的他，决没有料到，此时你已经因为摔跤而左股骨错位，先送医院又回家中，卧床不起已近一个月了……文章中提到：

“胡老师原在东北大学任教，1947年才转厦大任教。胡老师为我们开的课为法理学，1948年后也开过刑法课。胡老师学识渊博，他是老北大，当时北大刑法名教授蔡枢衡对胡老师十分爱惜，胡老师又是蔡教授的得意门生……胡老师给我们上课，讲法理学，首先是讲时代背景，再论述每位法学家的法学思想，其中均首先讲清每位法学家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对每位法学家思想均是以历史唯物观点，作出精辟的分析和评价其在法理学中的地位。我在学习中初步领会马克思主义，是由此开始的……胡老师在中国法学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文法学的先驱之一，我们做学生的，受益良多，法学成为科学，什么才是法学，我才有所了解……我们受到他的教诲极深，胡老师在厦大时，厦大地下党同志也十分尊重他，我也常去送进步的书刊或报纸给胡老师看，如送毛主席著作 《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胡老师也非常认真地阅读，在那时，有这样的老师是极其难得的。”

父亲，由此看来，热爱祖国，拥戴真理，热忱新思想的传播，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及腐败政治，在你是一贯的，而这确有可能让你毅然走向当时社会的反面……

可是，你万万不会想到，你会在1957被错划成“右派”。

大约是1961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傍晚，已下放在进贤县一个养殖场监督劳动近三年的你，进了县城民和小学，来看望在此住读的三个弟妹。刚刚看了《青春之歌》的大妹妹问你：

“这长篇小说里写的，不就是你们这代人的事情？当时，共产党在大学里的活动，是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如火如荼?”

你说：“书中写的时间要比我进北大早上一两年， 进去一年后我们就南下了。在我的印象里，党的活动是很隐蔽的。”

你还讲起了在天祥中学时，该校创办人之一的熊德基，就是当时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熊德基离校后，许师谦、李曦沐、朱光亚等先生又先后来天祥教书，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但在你的记忆里，熟悉他们的师生朋友，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晓他们是中共党员的……

大妹妹又问：“那时，你干吗不参加共产党呢?”她的潜台词多半是，倘若那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早就像熊德基一样进了北京城，不说要在哪个部门里当个官，起码政治上进了保险箱，那我们几个孩子，眼下就不用去害怕天天晚上旁若无人地在床上叽叽嘎嘎穿梭的老鼠。其时正是“天灾人祸”时期，老鼠们也跟着倒霉，处处窥探，处处落空，最后竟盯上了唯一住校的几个弟妹的脚皮，早上起来，脚背、脚板上总是斑斑血痕……

大妹是天真的，倘若那时你真加入了共产党，命运有了一番新的书写方式，眼下腹空如洗的老鼠们，自然再也咬不到三个孩子的脚皮，可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没有我们了。像是自嘲，又像是有几分认真，你告诉她：

“我怕死，如果我不怕死的话，我早就到延安了……”

父亲，尽管你曾让祖父忐忑不安。但你的血脉里多少流动着他老人家的性格因子，他是个生性胆小的人，而要干革命，无疑得要胆大。或许这是你未能投奔延安，而以教职为业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想在学术和政治之中，你是历来看重前者的。当政治结合到了社会实践之中，你敢于在政治上发表意见，推崇光明，鞭挞黑暗，可这对你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是非判断问题。其实，你是不懂政治的，又尤其是中国的政治，这一点在日后的“反右”运动中已得到了证明。

在教授、学者和文韬武略的革命者之中，你是有志于前者的。你没有解民族于倒悬、救百姓于水火的宏大气魄与志向，这意味着纵横捭阖、雷奔火突，金戈铁马，血涌成河；你向往的，只是书斋里的扁舟独钓，静水深流，讲台边的独步风香，嘘气如兰，既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又有几分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味道，既能化袖下桃李为民族复兴之栋梁，又能让自己著书立说，大雁留声于文化史、学术史的无垠长空，这里，给你的人生予里程碑式的影响的一个人，便是前面何永龄先生已经提到的蔡枢衡了。

蔡先生也是江西人，生于1904年。在国内没有读过大学，15岁时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及该校研究生院、东京帝大法律系及该校研究生院。在日本14年间，他博览群书，苦心钻研，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刑法学体系打下了基础。1933年学成回国，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既有乡情，又有师生之谊，耳濡目染之下，你对蔡先生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将建立体系视为概念推演系统的治学方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刻苦攻读，垒城于笔墨之间，不过而立之年已是国内刑法学界的泰斗，享有广泛的声誉之外，也享有颇为优裕的生活，在抗战前的1936年，蔡先生的教授月工资是400元现洋，而当时的米价是6元便能够买上150斤，对此，你也一定投之以仰慕。

父亲，你显然打定了主意，朝着自己的理想之巅，加快走去。在那个年代的北大，唯有晋升或自然减员空出了一个讲师名额，你这个助教才有希望晋升为讲师，其他大学大体亦如此。于是，我发现你在八年里，先后接受了四所大学的聘书，流动的结果是，由一个小小的助教，晋升为了副教授。无疑，你抓住了每一个机会，又珍惜着每个机会。你是凡人，有着凡人都有的功名心，却不为它所缚而目光短浅，在每一所学校，每一批弟子面前，大约都如何永龄教授在前文里提到的——

胡老师治学严谨，论述理论，剖视理论，极其细致，尤其是引导学生思考，弘发性教学，更是一种思辨过程的分析……胡老师不仅在教学和科研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而且做人做事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心中只有人民……

父亲，作为你的弟子，我恐何先生多有溢美之词，心中是否“只有人民”，我不敢说。我敢说的只是，在你的心中，师长和党总是高山仰止，这绝对是一个事实。

1949年，蔡枢衡先生在做着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外，又应聘为设在南昌的国立中正大学的教授，还担任了该校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他金牌几道，风风火火，要你回江西。其时，你已在厦门大学法律系任教一年半，且娶妻生子，在有了不抱便涕泗滂沱、一双小腿“咚咚”地敲着床板、故取小名为“东东”的我之后，大妹又在母亲的肚子里签了到。厦大，濒海靠山，海平如镜，山势秀蔚，或落日熔金，环山幽翠，或涛洗明月，清光无极。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居家过日子，这里都是一个好地方。母亲不愿来江西，你也犹豫着，最后，蔡先生讲了一句话：

“胡正谒，如果你不来中正大学教书，那么从今往后，你就不要叫我是你的老师，我蔡某人也没有你这个学生!”

因此，你赶紧携妇牵雏，回了南昌。这时离南昌的解放，只差两个月。

父亲，你对党更无二话。

新中国成立后，大约除了北京大学等一两所高校还保留着法律系，作为橱窗好接待外国有关人士，使得“法律”这个词，没有像恐龙一样在中国绝迹，其他学校的法律系都撤销了，道理很简单——

列宁讲，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军队、法庭，就是监狱、警察。按列宁的论断来理解，政法工作就是国家的刀把子。旧法学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本质就是阶级压迫阶级。旧法学讲诉讼程序，工人、农民哪懂什么程序，这显然是刁难老百姓。旧法学鼓吹在法庭未判决之前，对罪犯应该实行无罪推定，这又是资产阶级标榜“人权”的虚伪把戏。在无产阶级看来，既然已是被告，便确定无疑地成了罪犯，对他们不实行有罪推定，罪犯是获得了“人权”，可人民群众的“人权”却被剥夺了……一句话，这些旧法学理论必须抛弃，旧司法人员必须审查，该调离的，立即调离。

一位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司法部工作的老人告诉我，在经过“大扫除”后的北京司法界，少数能留下来的旧司法人员只是往昔的雪泥鸿爪，而大量涌进来的，则是一批血气方刚、摩拳擦掌的工人和店员，他们是在“三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

你肯定为自己的经历感到庆幸。新中国成立前，你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既未做过法院的法官，也没有挂牌去当一名律师。否则，一解放，不给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麻烦多多。我听说，在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做过北大法学院院长的一位教授，因为历史上与国民党有点瓜葛，在思想改造运动里整了又整，就是不让他过关，他绝望地说，你们不要再给我说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顽固不化，为国民党殉葬了吧！据说，毛泽东也知道了此事，劝阻道：不要再搞了，再搞就过了！在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在国民党法院里做过推事官的教授，更是过不了关，回“人间”无望后，买了一张去“地狱”的船票，在长江的客轮上跳下沉江了……

庆幸之外，站在自己被埋葬了的专业的尸骸上，你一定摆出了一副枯木逢春的样子。你将昔日的“业余爱好”铺排于阳光之下，从中抽拂出那么多绿意茸茸的枝条——《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你担任的课程，一年一变，甚至一学期一变。组织上显然注意到了你的清白历史，也满意于你总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子，当中正大学改名为南昌大学时，你被委以全校政治课的负责人，1952年南昌大学又改制为江西师范学院，你担任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而且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第一次评定职称里，你便升为正教授。

父亲，1957年前的那七年，是你这一生最忙碌的日子。自己坚持上课，任课时数还是教研室里较多的一个。又花大量精力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你要求他们在上课前将写好的讲稿送来审阅，在作了认真的修改后，还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接着，组织他们先在组内进行试讲……你还经常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为党报撰写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文章，去省委机关、其他院校、大型企业等地方，作专题讲座或辅导报告。

大约是膨胀了一种有德必报的情感，你几乎忽略了天伦的情感。你长期不住在家里，在院单身宿舍里有一书房，房里搭了一张床。吃饭也多不回家，得保姆给你送去。孩子们很少见到你，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经常看到你，那便是做作业马虎了事，错误多得不忍卒读，母亲便会“大义灭亲”，将我送去你的房里，在你书桌对面的一张矮桌边坐下，神思一旦走马，便会触到你那威严的目光……为工作、为别人大把大把地挥霍着时光，胃痛发作起来，额头上沁出的冷汗犹如一条条蚯蚓在窜动，也舍不得在11点钟以前上床休息；你对自己的孩子却十分吝惜，没有带我们去过一次公园，看过一场电影，或者参加过一回家长会。甚至想要亲昵、娇憨你一会儿，以便能从长年置于你床头的一个点心盒里，混来一块桃酥或是一块在那个时代令人垂涎不止的萨其马，也很不容易。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看你沉醉于书房“王国”的感觉，大概有点像前些年的越南难民，飘浮在海面上打量一个富甲亚洲而又冷漠的香港。父亲，你忽略的不仅仅是我们五个孩子。

其实，你在根本上忽略了自己命运中冥冥里确实存在的玄机……

（胡平，南昌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编者附记：胡正谒教授，江西大学法律系主要创始人，追求真理，宣传马列，半生坎坷。从其长子，南昌大学现代文学研究所胡平研究员1997年以书信形式写的这篇悼念文章中，可以看到胡正谒教授历经风霜，两袖清风，却始终热爱祖国，心系学生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