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认为，袁世凯称帝不仅仅只是他个人野心的产物，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但这却给了虎视眈眈的各方势力一个“反袁”的借口，为他的失败埋下伏笔。

     其次，制度存在缺陷。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到了后期，国会完全操纵政治。“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

     “当时的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话语是阶级话语，虽然孙中山不认为中国有阶级。”马克思主义所指的阶级主要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但张教授认为中国当时的产业阶级实在太少，而且没有影响，不是革命的主力军。“当时的中华民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但产业阶级不多于两百万人。并且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不高，反而是学生的积极性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