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的商业属性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电影产业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商业性的逐渐回归，产业研究也逐渐回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1．20世纪80年代

提及电影的产业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的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当时的中国电影创作在经历了最初的“拨乱反正”之后，客观上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伴随着艺术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中国电影无论是在创作题材的多样化，还是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或是在电影语言的探索方面都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力度和热情，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电影界；而另一种趋势则是在“艺术为政治服务”不再作为电影创作的权威信条的同时，中国电影在追寻和探索的热潮中日益把“艺术性”作为了衡量电影创作价值的唯一参照。这种趋势由于当时的创作界、理论界对于“电影语言现代化”以及“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空前热情而日益强化，遂导致了其时大多数电影创作者对于电影观念普遍持“艺术至上”的态度。这实际上是电影创作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对电影“艺术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强化，客观上表现为观众对于相当一部分主流电影创作产生了接受心理上的隔阂，而另一些所谓的商业娱乐电影则赢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同。电影创作界、理论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种现象背后所潜藏着的对于电影观念理解上的片面和模糊。因此，对于中国电影的产业研究首先是从对电影观念的辨析开始的。

1984年电影导演谢飞在“电影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关于电影观念的发言，他引用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谢飞认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的电影，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依附于企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电影的这一个商品属性，研究电影的商业性与娱乐性，研究观众心理学及电影市场信息，才能保证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据此，谢飞提出了“三个改变”，“首先，应该在电影事业的指导思想与总体规划上来一个变化。”；“其次，我们电影创作人员和理论、评论界的观众也应该改变一下，要全面地认识电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在电影创作、制片、发行中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变大锅饭的现状。” 应该说，谢飞提出的“三个改变”已经涉及到要从政策、创作、观众、市场等各个层面重新全面地认识电影，不要一味推崇艺术性，更不要盲目轻视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这种电影观念上的转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电影作为大工业时代的独特艺术类型所具有的多重属性和多元功能，片面强调任何一个环节都会把电影艺术的发展引向死胡同。于是，为了再一次对电影进行“拨乱反正”，“娱乐片”大讨论适逢其时，并且成为电影产业性质讨论的前奏。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文章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规模化生产实践中寻找中国“娱乐片”生产与制作的发展道路，以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增加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大致判断出那个时期的产业研究基本上还是从艺术、美学的单一视角切入研究对象的。而且由于那时中国电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与当前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尚有很大的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讲，那时的产业研究还缺乏对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审视和综合把握的能力。

2．20世纪90年代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对于电影产业性质的讨论还主要是集中在理念探讨方面的话，那么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但是，90年代伴随着已经启动的电影机制改革，围绕电影观念问题的讨论依然非常热烈。 就在世界电影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电影理论界又展开了一场“电影是什么？”的大讨论。1995年，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在当年的《世界电影》第1期上发表文章《电影万岁》说：“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首先’和‘其次’这个次序至关重要，因为电影既然首先是一件工业产品，这就决定了它的商品属性是根本的，是第一性的，搞电影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也就理所当然了。电影既然其次才是一门艺术，电影艺术的需要就必然要服从商业的需要，即为数巨大的消费群体的需要，而不是什么非世俗化的、‘属而和者仅数十人’的艺术。质言之，电影的艺术是为商业服务的艺术，是使一件工业产品更乐于为群众所接受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的关系一旦被切断，电影便无法生存，也就不存在什么艺术了。”这篇文章的鲜明立场与观点，引发了笃信“艺术性”的中国电影理论界的震动。尹鸿在1996年第2期《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一文，他肯定“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他说：“当把电影的工业本位、商品本位作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提出，并试图利用电影商业化进程占领电影理论的话语霸权地位，甚至嘲笑和否定电影的艺术本位观、用利润指标凌驾于电影的艺术指标之上，最终用电影商业观来取代电影艺术观、用电影商品性来支配电影艺术性时，这种观念对中国电影和电影理论的消极影响却不能不被估计到。”

这些观点的鲜明对立所折射出的无疑还是电影观念的分歧。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是，对电影的多维审视已经不成问题，而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更具根本性，即在电影的多元属性中，电影“首先是什么”和电影“其次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提问方式？最根本的一点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电影观念决定电影实践，也决定着对于电影艺术的价值评判。“电影首先是什么”的问题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电影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说，电影就是娱乐品。电影从西方一诞生，她就是作为娱乐品而出现的。中国电影由于曾经把电影的宣传功能放大到了极致，导致了电影功能发生异变，由娱乐品变成了宣传品。电影娱乐片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一些作品走上了图解时代政治甚至政策的道路。而其娱乐本性常常被忽视，国产片失去了大量观众。由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作为一个行业整体在外片的不断冲击下，渐入低谷。“电影首先是什么”流露出的是当时的中国电影理论界急于解决电影的定位问题，从而为处于低迷状态中的中国电影业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的急迫而焦灼的情绪。而要发展电影产业，就必须承认电影的娱乐属性和商业属性。

这一时期的产业研究在80年代电影观念讨论的基础上试图能够在理论上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定位问题进行一次正本清源。

二、产业研究兴盛于电影产业化的改革实践

1．产业研究成为电影研究热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间，对电影做“产业研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而这种趋势又是和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客观处境紧密相联系的。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被放置在了一个“WTO之后”的现实语境中来予以考察。加入WTO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进程，于是，国内电影产业也在近一两年来形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仅以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战略的发展状况为例：

2003年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的重要一年。2002年开始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行业的改革，在2003年不仅得到全面的延续，并且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电影主管部门在不同场合都表明了电影走产业化道路的坚定信心。一些本该属于市场的权力应该充分下放到市场当中，许多非国有资产单位拥有了以前不敢企及的权力。

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需要，给电影深化改革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突出解决妨碍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某些关键性问题。2003年，广电总局相继推出了《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试图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资格准入门槛，吸纳一切有实力的社会力量参与电影产业；拓宽电影融资渠道，调整并完善电影融资政策；搞活电影流通领域，促进国产影片发行放映；减少政府审批程序，促进产业快速发展；鼓励电影产品创新，让电影产品更好地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这些改革举措都彰显了电影主管部门立志将电影从事业走向产业的决心。而随后出台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改革和发展的高度，更是对未来一个时期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宏观的目标和要求。

中国电影业对于通过自身改革而实现产业振兴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围绕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这一主题的理论研讨也逐渐升温。2002年、2003年、2004年的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研讨活动就都分别以“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现状与发展”为主题，论文、论著，甚至是实证研究都出现了不少新成果。

2、产业研究新思路

从当前“产业研究”的走向上看，充分尊重研究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强调立足于中国电影所身处的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美学、传播学的现实语境，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美学的互动关系与复合视角出发观照当前的产业研究，体现了产业研究的一种新思路。陈犀禾等在论文《中国电影的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个关于中国电影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关系的历史研究》就揭示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和创作面貌历来为经济和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基本事实，以及这种经济和市场机制如何决定了电影生产和创作面貌的过程。并且为中国电影的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关系建立一个以“资本结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模型。

这种新思路还提示我们，电影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由于电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彻底改变，作为一种学科研究对象的电影，其本身复杂多元的属性和明显区别于传统艺术的美学特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视角或线性的研究思维模式都只能是强调了电影某一方面的特质，而无法综合把握，辨证思考电影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独特性。尤其对于“产业研究”而言，突出电影作为工业时代的艺术所天然具有的商业属性是合理的，但是对这种电影商业性的过分强调则又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研究偏差。在传统文化产业向现代创意文化产业过渡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产业的电影，必然是强调内容创意的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能否构建起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创意产业必然还牵涉到美学实践、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以及文化传播，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种种复杂的理论创新问题。“影视不仅仅是科技工业，也是美学与艺术；科技手段固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然而美学与艺术却有着明确的民族性格。” 如何更好地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所蕴涵着的丰富多样的内容题材资源与全球化的现代思潮结合起来，借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思索和探寻当下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活困惑和前途命运，并用民族电影艺术的表现、传播方式展现给全世界，这毫无疑问地将是中国电影产业未来实现产业振兴和艺术创新的制高点，也是产业研究新的课题。